我叫周德海，今年六十八，街坊邻居都喊我老周。退休前我在自来水公司修管道，干了三十七年，手上的老茧到现在还没退干净。我住在城西纺织厂的老家属院，五楼，没电梯，一住就是四十一年。 老伴叫李秀兰，比我小四岁，退休前在纺织厂医务室上班。我们俩结婚四十三年，儿子周涛在深圳做软件，一年回来两趟，孙女果果上小学四年级，视频里一口南方口音，喊我“爷爷”喊得像“耶耶”。 我这人一辈子不信邪，年轻时谁跟我说“人老了会怎样怎样”，我都摆手，说那是别人身子骨不硬。可真到了六十八这年，我才发现有些事由不得你信不信。它们像楼道里的声控灯，你不拍手，它也在那儿等着。 第一件事是夜里起夜。以前我一觉睡到闹钟响，现在一晚上三趟，跟定了时似的。十一点一趟，两点一趟，四点半一趟，一趟不落。我摸黑穿拖鞋，怕吵着秀兰，可她睡眠浅，我一掀被子她就醒。 “又去？”她在黑暗里问。 “嗯，喝水喝多了。” “你哪天不多。” 我从卫生间回来，看见床头那盏小灯亮着，她把我的水杯换成了温的。她背对着我，被子拉到肩膀，我知道她没睡。四十三年了，她连我脚步声都认得。 第二件事是耳朵。电视的声音我一年比一年开得大，秀兰在厨房喊我吃饭，喊三声我应一声。有一回果果放暑假来住，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，忽然扭头对我说：“爷爷，声音太大了，我耳朵疼。”我这才发现遥控器上的音量条已经顶到最右边。 秀兰带我去医院查，医生说高频听力下降，这个岁数常见。回来的路上我不说话，秀兰也不说话，走到楼下她忽然说：“以后我说话，你看着我。” 从那以后她跟我说话都要先叫一声“老周”，等我抬头看她，她才开口。这习惯她改得很自然，我心里却酸了一阵子。她不是嫌我聋，她是怕我觉得自己聋了。 第三件事是记性。上个月我把钥匙插在门上，进屋就忘了，第二天早上邻居王姐敲门，举着那串钥匙问我：“老周，这是不是你家的？”我脸上挂不住，说“昨天擦门顺手一放”。 可我记性怪得很。昨天中午吃的什么我想不起来，四十年前厂里抢修管道的那场大雪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年腊月二十九，零下十一度，我和老陈在冰水里泡了六个钟头，出来后脚趾头半个月没知觉。 这故事我跟秀兰讲过，跟儿子讲过，跟楼下下棋的老头们讲过。有天晚上我又开了头：“那年腊月二十九，零下十一度——” 秀兰正在剥毛豆，头也不抬：“你和老陈泡了六个钟头，脚趾头半个月没知觉。” 我愣了一下：“我讲过？” “第四遍了。”她把一颗毛豆扔进碗里，“不过你讲吧，我听着。” 我就又讲了一遍。讲完她问：“老陈最近怎么样了？”我说不知道，好些天没见他出来下棋了。 第四件事是腿。我这膝盖，走平路还行，一上楼梯就跟生了锈的合页似的，咯吱咯吱。五层楼以前我一口气上去，现在爬到三楼得扶着栏杆歇一歇。 前些天提了两袋米上楼，走到四楼平台，膝盖忽然一软，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，米袋子滚下去一袋。四楼的小伙子听见动静跑出来，要扶我，我摆手说不用不用，就是歇口气。 其实我坐那儿坐了三分钟，脸上火辣辣的。我一辈子修管道，扛过铁管，钻过地沟，最怕的就是别人拿我当个需要扶的人。 第五件事是药。我床头柜上现在摆着四个药盒，降压的、降糖的、护胃的、活血的，早中晚分得清清楚楚。秀兰拿记号笔在每个盒子上写了字，红色的写“早”，蓝色的写“晚”，字大得像小学生的作业本。 我嫌麻烦，有一回偷偷停了两天降压药，第三天早上量血压，一百七，秀兰拿血压计的手都抖了。 她没骂我，就说了一句：“老周，你要是倒了，我一个人在这五楼怎么办。” 那句话比骂我管用。从那天起，我按时吃药，还学会了自个儿量血压，量完记在一个小本子上，一天一格。本子封皮是她给我包的书皮，牛皮纸，跟果果的课本一样。 第六件事是嘴硬。儿子打电话来，问我身体怎么样，我说好得很，一口气上五楼。其实我上五楼要歇两回。他要给我请个钟点工，我说不用，我跟你妈还没老到那个份上。 挂了电话，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。秀兰端着一杯水过来，说：“你嘴上不服，心里头服了，是不是。” 我说：“我服什么。” 她说：“你服老了。” 我不吭声。她又说：“服老不丢人。你不服，才丢人。摔一跤，你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”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，翻来覆去想她这话。六十八年，我头一回觉得，硬气这个词，到某个岁数就不太值钱了。 第七件事来得突然。九月初，老陈走了。 说是早上在菜市场门口，手里还提着刚买的豆腐，人就那么倒下去了。等我赶到医院，人已经推到太平间。 我和老陈认识四十六年，一块儿钻过地沟，一块儿下过象棋，一块儿在厂门口的小酒馆喝过半斤散装白酒。他比我还小一岁。 那几天我谁也不想见，坐在家里发呆。秀兰把我那件深色外套熨好挂在门后，说：“去吧，送送他。” 灵堂上我鞠了三个躬，出来的时候腿软得厉害，蹲在台阶上起不来。秀兰没拉我，就站在旁边，手搭在我后背上，一直搭着。回家的路上我说：“秀兰，我今年六十八了。”她说：“我知道。” 我说：“我怕我哪天也那么